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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资格虽然法律把行政职权授给一个个行政机关，但不是行政机关内的所有公务员都有直接从事行政执法的资格。

进入专题： 宪法监督 。一般违宪或违法情形通过备案审查形式得以避免。

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没有履行宪法监督职责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立法法》规定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即行政法规在公布后的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二）程序设定的场景与提起主体我国宪法监督程序运用的场景有两种：第一种是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开会期间。（四）程序设定的合理性从目前宪法监督程序设定程式与步骤看，其合理性值得怀疑，主要表现在：一是程序设定步骤过于复杂、严格，不利于宪法监督的实施。这样的程序设计貌似合理，其实往往令人望而却步。

无论是程序的启动，还是程序的次第展开，均需要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个部门的参与，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监督的门槛。如果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作为提起监督程序的主体，那么，共需要七个步骤：第一步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詹氏认为，宪法所称基本权利之所谓基本，是因为宪法权利不同于买卖双方和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基本权利。

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27] 龚祥瑞：《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载《法学》1989年第4期，第7页。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在谈到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的时候，他批评以凯尔森为代表的规范法学派，认为规范法学派将道德规范置而不论且承认个人有不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因此无力解决法律义务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宪法标榜的是民主的原则，而实际上行使的却是专政的原则。

龚祥瑞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发表了《论实际政治》一文，提出了政治的三条轨道：治权的划分、党派的划分、官吏的划分。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或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在晚年，他还主持翻译了英国司法改革家丹宁勋爵的系列专著，以及自己的授业恩师詹宁斯的《法与宪法》等书。拉斯基（1893-1950）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期间，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他的门下。

他后来立足实际，提出在中国发展现代文官制度，并倡导从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等发展中国宪政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与拉斯基学说有暗合之处。国家使用强制的权力来对付少数人，强制对于不法分子来说是必要的。二是解说性，主要任务是对宪法条文进行解说性的诠释，力图说明其立法原意及立法背景，并予以正当化，作为补强现体制正当性的一种根据。但这个经历对龚祥瑞后来在宪政研究中反复强调人性中坠落、陷溺、懈怠因素，特别是要对人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警惕和防范（即后来思想史家张灏所谓的幽暗意识）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根据调查结果，他主持撰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对于细则，选民既不关心，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出明确的理智的选择。

[7]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特殊历史情境下，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扭曲的普遍现象。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

[15]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而且，自然权利不依宪法而存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规定权利列在宪法上，不得作为对人民其它权利的否认。龚祥瑞认为，宪法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专横权力的侵犯，以保持政权与民权的平衡,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大众民意上。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是以专政为前提的。[13]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如果法庭认为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不作为法律而适用。

[30]其次，他致力于在中国引进文官制度，重视行政制度改革。在清华，龚祥瑞初步了解了西方政治宪法学说的图景。

三是政治性，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色彩和功能。龚祥瑞深感在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知识和人才匮乏，他带领研究生南下深圳做实地调查，在往返途中又先后调查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法院行政审判庭试点情况，及时研究行政诉讼中出现的疑难点。

首先，他的学术渊源来自民国公法学和英国政治学、宪法学传统，不属于根正苗红。格林认为，抵制必须以大局为根据，有三个前提：没有撤销法律的途径。

1991年，耄耋之年他又带领六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做问卷调查，指导九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做行政诉讼问卷调查，最后形成《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和《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专著。1993年由他主持的上海宪政史研讨班、各国宪政史研究工作被歪曲和叫停。因此，《自传》中他自嘲墙内开花墙外红。同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要将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

[8]著名律师陈有西与龚祥瑞结识于北大的高级法官班，为了更加了解公检法系统的实践情况，龚祥瑞常常与陈有西交流探讨，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3]龚祥瑞认为，格林对于不服从具体的法令和不服从法律不加以区别，对于政变和革命也没有区别，这是其理论的谬误所在。

尤其是在1989年，他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引起轩然大波，在自传中，他因此专列一节《我的反思与答辩》，指出中国宪政理论的缺失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关于立法应当具有超前性。

其次，人民基本权利高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剥夺。有时甚至可以指自然权利。

除了龚祥瑞，还有罗隆基、王造时、徐志摩、吴恩裕、程沧波、储安平、王铁崖、费孝通等人，都受到拉斯基的指导。在他逝世十六年后，再次重温这位宪政追梦人坎坷的经历，品读他振聋发聩的言论，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的宪政建设不无裨益。他不仅身体力行，推动文官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落地，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宪政教育家。1. 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龚祥瑞首先建议，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

统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夺取统治权只能靠革命，而不能靠分权。因此，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较主权问题更为重要。

二是，搞错了所能代表民意的场所。[24]其次，龚祥瑞批评从我国四篇宪法中，未看到重新开始的理论，找不到宪政思想。

因为宪法的滞后性，缺乏指导性，也导致宪法缺乏权威，被束之高阁。[22]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